相比隔壁异常热闹且爆满的IDG大数据隐私论坛，标记着“任重道远-工业软件”主题的演讲大厅稍显冷清——距离开场前10分钟，还有三分之一的座位没坐满。

　　无论你是否关注工业，客观事实证明，近两年来中国工业被卡脖子所遭受的剥肤之痛，不仅让“工业软件”这个数十年来藏在海底深处的产业悄然浮出水面，也被投资机构与媒体把这份“迫切寻求成长的心态”传递给了大众。

　　或许两年前，你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EDA到底是什么；但如今，我却能在一场论坛的台下，听到坐在前面的两个年轻人在争论“EDA之于芯片设计的重要性”。

　　已经做了22年工业软件的演讲人，广州中望龙腾副总裁刘玉峰也开玩笑说，在来之前领导发消息跟他说“工业软件专题好像不是太火热”，但现在爆满的场景让他备感欣慰。

　　“有人跟我说工业软件门类比较偏，是大众不太关注的冷门。我不同意，这哪里是冷门！ 你看看我们身上用的每一样东西，吃、穿、住、行。我们的房子是CAD软件设计出来的，大家开的车也是CAD软件设计的，大家拿的手机都是CAE软件设计和分析的！”

　　是的，虽然我们看不到它，但小到一包辣条，大到一枚重型火箭，工业软件是我们生活中所有触目可及的工业产物的数据源头。

　　从CAD软件的设计，到CAE的仿真，到CAM的制造，再到工业整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工业软件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贯穿在我们整个生活的始终。

　　不过，由于工业软件产业发展在中国有数十年的缺失，所以我们很长时间对工业软件都没有一个明确定义。而随着它有了战略地位，中国的工业研究机构也在努力尝试从这个概念的功能及意义入手，对其做一个清晰的界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的研究室副主任卞孟春收到很多专家的反馈，后者普遍坚持：“既然是工业软件，那么它一定要首先‘姓工’，第二才‘姓软件’。”

　　因此，他给出了一个更为专业的定义——为了工业研发、制造、生产、管理和提升工业性能的软件，才能叫“工业软件”。而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提高工业产品价值”，降低企业成本以及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实际上，除了工业软件作为“现代工业大脑”的国家战略意义，我们更容易忽视工业软件背后一些更为基础的内涵信息。

　　“因为你要把工业藏在老师傅和工程师大脑里的诀窍、技能以及经验，完美结合在一起后，再把它们通过结构化、模型化、算法化以及大脑化的方式集成为工业软件。所以，它其实是涉及到数理化和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知识、工程知识以及软件工程的跨学科表现。”卞孟春解释。

　　卞孟春指出，正是由于跨学科，所以难度极高，因此工业软件企业的成长相对很多其他产业更为缓慢，就是因为它需要巨量的复合型人才。

　　而当下，随着扼喉之战的持续升级，工业软件产业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越来越多几十年来默默无闻的工业软件企业与新兴工业技术企业愿意从幕后走出，向大众讲述和传递中国工业领域的真实现状与真正价值。

　　“工业软件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是未来中国真正从制造走向创造，走向‘再发展’的一个基石，所以工业软件不是冷门，工业软件是热门，现在热得还不够。”刘玉峰说道。

　　卞孟春在调查梳理后发现，与国外工业软件高达40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相比，中国 2019年的工业软件产值只有1720亿元（253亿美元），但好在增速较快，预计2020年会达到2000亿人民币之上。

　　如果按照一个工业品的生命周期，可以将工业软件划分为“研发设计”、“生产控制”、“经营管理”以及“运维服务”四大类。

　　现实情况是，为中国市场贡献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工业软件公司，基本都集中在“生产控制”与“经营管理”这两大类。

　　工业生产线上常用的MES（制造执行系统）与PLC（可编程逻辑）都属于“生产控制”软件品类；

　　我们熟知的企服系统，譬如ERP（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SCM（供应链管理系统）、HRM（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都属于“经营管理”这一大类。

　　但需要注意，这两类软件市场虽然聚集了很多中国企业，但在中高端产品线上没有太多竞争优势，基本都由国外品牌垄断。

　　其中，“运维服务”类软件只有30%。国际上这类软件已经进化到了第三代，而国产软件其实在二代或者说二代半阶段徘徊。

　　譬如，前段时间热议的被美国卡脖子的芯片设计工具EDA，便隶属于“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换句话说，国内这类工具的市场，几乎都被国外产品占据。

　　“工业研发设计工具，是一个国家工业知识沉淀的重要表现。而从国内市场前十大供应商来看，专注于研发设计的中国企业基本是凤毛麟角，甚至在CAE这个细分设计领域都没几家公司。”

　　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工具）市场基本由法国达索、德国西门子以及美国参数技术（PTC）占据。中国国产软件只有8%的市场份额，代表公司有广州中望、苏州浩辰、山东山大华天软件以及北京数码大方。

　　CAE（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多学科仿真工具）市场，几乎被美国Ansys与美国MSC公司占据。国产软件占据的份额只有5%，堪称是我国工业软件最薄弱的一环，国内代表企业有大连英特仿真，以及苏州同元软控。

　　EDA（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市场因为媒体对半导体近两年来的广泛报道有了一定的大众认知度，超60%市场被三巨头Synopsys、Cadence和Mentor Graphic（被西门子收购）占据。而国内有杭州广立微电子（Semitronix）、华大九天等企业也在做同类型工具。

　　包括中望软件、赛意信息、英特仿真在内的所有演讲工程师都再三提醒我们，发展工业软件有一个前提一定不能忘记——

　　工业软件的生存土壤才刚刚变好，我们工业发展已经与欧美相比落后几十年。与西门子、达索这些成立百年才能做出一整套优秀解决方案的企业来说，很多中国工业软件企业都是默默做了二十多年，而且还历尽艰难，时常为生存犯愁，直到现在才被推出来。

　　“CAE核心技术是20世纪50年代诞生的，从技术诞生到人才供给都是连续性的，当时除了是全球工业应用的热点，也是大学研究的热点。随后才在70、80年代诞生了像Ansys这样的CAE巨头。”

　　2001年从CAE巨头Ansys离职，回国创立了英特仿真的张群认为，如果从全球工业软件的发展历史来看，软件的崛起一定是伴生于工业需求的。

　　“但如果回，单看CAE这块，其实很空白。80、90年代其实国内大学里老师的科研成果可以说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咱们的工业基础底盘几乎没有。”

　　他回忆，当时国内开始培养一批能写代码的本硕人才，但那时候国内根本没公司能接纳这些人，因为没有相关的软件公司，所以还是只能留在大学搞科研。

　　而进入90年代，中国终于开始搞产业向研发，但那时候国外软件已经完全成熟。后者一进入国内，便铺天盖地席卷了当时的国内制造企业。大学老师和学生们看到这种情况，也就不搞这类算法研发了。这也是为何国内的工业软件、CAE软件在很长时间里都属于缺失状态。

　　换句话说，除了中科院和大学做一些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基本没有商业化运作的CAE软件公司。

　　“其实很多中国CAE公司成立十多年就是处于求生存的状态，然后就是做一下核心产品。其实也就是近两年，因为卡脖子问题，我们才真正跟行业有了深度打磨。” 他感慨。 “国家推智能制造2025，推‘以软件定义下的生产制造模式’，社会才慢慢觉得信息化的重要、智能化的重要，甚至才最后意识到工业软件的重要。”

　　“很多企业砍预算首先砍的信息化相关的预算，它宁愿做自动化，也不愿构建自己的心脏和大脑，好像肌肉壮就是真的壮。” 盘古信息CTO刘鹏认为，这是中国工业软件发展不好的另一个“土壤困境”。 “我们往往看到每一次投入的时候只是说能减多少人，多久能回报。这是中国企业在对待中国软件时往往最直接的判断逻辑。”

　　“这是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从Windows到工业CAD和CAE软件，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用盗版了，现在很多公司也在用。这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缺失的客观环境和长期养成的习惯造成的。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的态度——能不用国产的就不用。”

　　对这个问题，长期挖掘和投资工业软件创业公司的达晨创投投资总监杨鹏非常痛心。他在尽调很多上市软件公司和他们的客户时发现，不仅仅是企业用盗版，有核心技术的软件公司其实也在盗版别人的东西。

　　“盗版实在是太多了，五花八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线年后，中国真正能解决这种盗版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工业软件市场肯定可以扩大8-10倍以上。这也是社会参与投资软件公司一个非常大的顾虑。”

　　做了22年CAD软件的中望软件副总裁刘玉峰对“国产CAD的国内市场份额只有5%”的统计提出了“异议”。因为如果给国产CAD加上一个“自主研发”的前缀，那么份额其实只有1%。

　　“做自主研发的CAD公司一直不多，基本就是代理一点国外的产品，甚至我们的学生从小开始学的就是国外的产品。 做自主研发的价值真的是无限的，然而只有当我们被卡脖子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主研发的魅力，但是，坚定做自主研发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没多少人能坚持下来。 但是只要有一家坚持，那么追赶国外百倍的产值差距，就有一点希望。”

　　而现在，意想不到的催化剂出现了——自主化加上国家的支持。无怪乎赛意信息智能制造事业部总经理李文贤发出这样的感叹：

　　“今天这个节点真的让人有点兴奋，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软件开发做了十几年，也参与了不少论坛，但这应该是我参与的第一个以‘国产工业软件’为命题的探讨。这个土壤，让我感受到国产工业软件长芽，甚至结果的可能性了。”

　　有嘉宾透露，如果是在几年前，华为根本不可能用国产CAE软件，此前都是与CAD、CAE工业软件巨头签署高达几千万美元的合同。

　　的确，据虎嗅了解，已经有包括工业软件、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的中国企业，在近1年来被不同行业的大型企业找上门来，探讨国产软硬件替换的可能性。

　　“说实话，以前包括汽车、航空航天、半导体公司以及大型互联网和IT企业，都是求着上门，对方根本不可能理你，但现在，们看到了行业态度的巨大转变。”张群感慨。

　　“因为特殊原因，国内更多高端制造企业将需求开放给国内软件企业，后者会在实际场景中被发现更多问题，也就有了被锤炼的机会。”

　　这就像如今的半导体制造霸主台积电一样，每一条最新产线都有苹果、高通、英伟达等一流芯片设计公司赋予的“试错”机会，才能持续保持制造技术的领先性。

　　“世界所有的工业软件巨头都是与工业巨头伴生成长的，过去几十年我们很多最好的企业都在用国外的软件，相当于帮别人打磨软件。所以我们希望不仅仅是华为，国内的央企、国企和民企都能给软件公司一些机会。” 刘玉峰呼吁，希望有更多企业能够给国产工业软件打磨产品的机会。

　　张群非常认同这个观点。他看到市面上很多人都是写一两篇论文表达“我这个产品具备什么功能”，但是“具备的功能列表跟‘产品可用’，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国内工业软件跟国外的最大差距在哪儿？就是工业持续打磨。在当下，软件企业缺的不是钱，他们缺的更多是工业企业对他们的认可。 现在很多软件产品的功能完备性不够，客户体验不够，工程的成熟度不够。这个打磨阶段不经过，根本不可能进入自由市场跟国际上最好的软件去争。 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商业化工业软件公司不经过几十年的磨炼就能赢得市场。英特自己就必须承认，因为一直投入不够，所以跟国际CAE巨头还有数十年差距。”

　　他举了个例子，由于中国航天研究院愿意开放自己的真实场景，也愿意提供专业性协助，他们才能设计出一款针对火箭电磁阀的专用仿真软件。但关键是，他们在这个小小电磁阀的仿真能力上，PK过了Ansys。

　　“现在好几个航天院所在用这个软件。原来如果用商业软件的话得买四五款，而且一个设计工程师绝对没有可能学到这么多软件。一方面是价格很贵，另一方面是没有甲方愿意跟你深度合作，让你有机会做集成。 不是说我们一定需要20年、30年来补，现在包括国家的投入，包括像华为和国家单位已经愿意跟你对接，给你机会磨炼，可能3年、5年、10年就会实现80%的替代，但是，跟最好软件的差距仍然很大。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尊重客观规律。不是说我砸几十亿就搞这个事就能成，工业软件有工业的规律。”

　　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个让那些三五年就想退出的普通投资机构望而却步的“超长赛道”，而且是一个不亚于半导体，需要持续培养、输送大量复合型人才的超高门槛型赛道。

　　正如上文中卞孟春在解释“工业软件”的基础概念时提到，工业软件难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一个“跨多种学科”的系统工程。

　　譬如，一枚火箭的设计与制造需要有大量的多学科联合仿真，有大量关于气动、热力、震动以及结构问题，还有电阀类、连接类、管路类等问题，基本能把各个学科全部涵盖。

　　然而，国内很少有这种跨学科的专业技术人才，许多相关人才都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譬如2001年从Ansys辞职回国的英特仿真创始人张群。

　　“大家之前更多说的是产学研。毕竟很多技术研究起来得很多年，而且完全不赚钱，所以把研究这部分交给学界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从培养人才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一方面去按照市场上对工业软件的需求，精准培养一些跨学科人才；也要从大学里的教学体系改革入手，重新配置基础课程与实操课程，甚至需要调整教授、老师以及学生的考评机制。”

　　“如果现在参考达索、西门子，它们都是往数字工业平台化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它不去单讲一个CAD或者CAE产品，而是数字化端到端的综合解决方案，这是国际的发展趋势。 所以说，中国工业软件公司，是不是联合起来，有做一体化的可能性？” 卞孟春提出了一个观点。

　　“华为使用的工业软件门类有将近1000多种，如何把这1000个软件呈体系化用好是我们的挑战。” 程发现，乙方现在有很多的工业软件互相之间是不通的，研、产、供、销、服环节更是打不通，因为是各家的开发理念不一样，数据结构不一样，逻辑理念也不一样。

　　但正是因为不通，所以打通才会成为一个机遇。他认为，这是一个用‘胶水’把CAD、CAE这些‘乐高积木’粘在一起，既做成工业一体化平台，又能让产业内各家相互协作的机会。

　　“通过高铁来追赶飞机，是有希望的。也就是说，用三流的部件构建一流的工业体系，是不是会成为一种可能性？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自己现在国产软件比不上国外，但是大家都知道‘工程体系’的优势—— 把单一化的，甚至是三流的软件通过某种整体效能最优方式集成在一起，拼装成体系化的东西，就有可能跑过别人。”

　　“现在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困难。一方面工业企业自己内部的硬件配置水平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则是国内软件非常缺少一些核心技术能力。 虽然建立了一些CAx（CAD、CAE一类软件的统称）的一体化平台雏形，但将CAX真正一体化的任务还是很艰难，甚至在5~10年内发展到与目前的国际水平相当，都是一种苛求。”

　　“我之前听过很多行业专家讲做工业软件是被盗版打败的，因为盗版导致我们做工业软件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得不到营养。 因为大家能用5块钱的盗版或者在网上不用钱下载一个盗版，为什么要花钱买正版呢？ 这个对，但也不对。 不对，是因为既然这里的版权环境不好，那咱们去欧洲不就得了。但为什么不去欧洲卖软件赚钱呢？还是因为我们品质不过关，我们功底不过硬。”

　　因此，他认为，即便有国家支持，不缺资金，一家真正的工业软件公司，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得去做国际化，跟“最强的那个”去对标。

　　而包括中望、赛意等企业做质量、做国际化的方法，无外乎是全球收购，成立产业基金投资更多智能化新兴技术产业等策略。

　　“从资本角度去看，我认为工业软件的未来一定是寡头竞争的市场。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国内的工业软件在上市后能通过一系列的并购整合，市值达到2000亿、3000亿以上。” 达晨的杨鹏认为，中国工业软件企业起步晚，不得不需要通过收购和投资这种方式做大做强。

　　但是，当下虽然“工业软件”逐渐成为一个热门投资标的，但更多是国家和一些产业基金在大力扶持，而社会资本很多仍然处于观望状态。

　　“投资工业软件，基金也需要跟这个行业一样，极为专注。” 杨鹏经历过资本市场的一波又一波风口，比如说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但仔细发现，其实是越底层越吸引人，技术壁垒更高。

　　“这十年来，市场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公司一开始聚焦工业软件，但在成长过程中做了很多边缘的、分散精力的事情，什么热去粘什么，后面就慢慢变得平庸了。 做工业软件这一行，要求是极其苛刻的，必须20年如一日只专注一件事情。谁能坚持下来，谁就赢了。 所以我们觉得基金也要专注，不能被这个市场的热点所带动，知道自己要什么，能够有陪伴一家工业技术公司长期走下去的耐心。”

　　这是一场工业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遮掩，直面问题，但又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交流。也让我们对中国工业的未来有了可以期待的一些东西。希望能够在5年后回看这些记录，看到产业有一些不只停留在字面上的改变。

　　燃气轮机、超声解决方案、分布式能源，电网SCADA系统……这些实在不是能让人欢快或引起阅读兴趣的词汇或话题。 你不能像听罗辑思维或看咪蒙一样，要的就是让你有献出膝盖或抄起键盘的冲动；也不是看一场苹果或小米发布会，连库克的歌声与雷军鞋子的颜色也能登上第二天新闻的头条。 没错，制造业，是一个早已在现代社会被“消费思维”所湮没的领域。在很多人看来，将各种不起眼的玻璃板、钢铁等原材料转化为各类设备成品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流程，远不如虚拟世界有趣、生动且富有力。 这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斯米尔曾发表的著名观点一样：在一个以声音、图像以及语言交换构筑的非实体化新型宇宙中，研究及探索制造业显然已不能被大众所接受。 这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正因为如此，中国许多产品才不仅以“粗制滥造”，还因技术含量低而“闻名天下”；除了生产者创新意识贫瘠外，太多科技创新人才正因为如此才不愿步入这个看似枯燥无味且薪水相对较低的圈子。 很明显，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没钱就请不到人，没钱没人就搞不了研发，产品没有技术含量就赚不到钱，而赚不到钱呢？就去搞房地产了。 难道说，制造业真的都陷入了“被拍倒在沙滩上”或“固步自封”的窘境吗？